1965年初夏的子夜，北京灯火稀疏，空气中弥漫着切好的草木清香。东楼走廊里，挂钟指向1点45分，几名值班卫士不约而同地放轻脚步，因为他们听见了屋内熟悉却急促的咳声。毛主席披着灰呢长衫，手里那本翻得起毛的《史记》翻到“酾酒临江”处，却一句也记不进脑子。第二天上午十点，他要出席一次涉及铁路干线上马方案的会议，十几位技术和财经方面的专家从各部委赶来，时辰定死，推不开。

　　“叫小徐过来。”主席放下书时是2点整。他口中的“小徐”正是三年前接任的保健医生徐涛，三十出头，湖南人，说话带着股子不轻不重的湘音。徐涛被卫士敲醒，匆匆披衣赶来，额角还有睡痕。主席开门见山：“四个小时，我得准时醒，并且脑子不能迷糊。”语气很平，可徐涛听得嗓子发干。这不是头一回被要求“定点入眠”，但精确到分钟依然考验胆量。

　　徐涛脑中飞快地过了一遍药理和以往资料。常规安眠剂可让人迅速沉睡，可排泄时间往往拖到六七小时；剂量减半又担心刚闭眼就醒。偏偏主席对药物敏感，剂量稍大，次晨舌根发苦，讲话会打磕巴。“主席，先得让您卸一下劲儿。”徐涛压低嗓门，“热水泡脚，松骨，血液循环起来，再分两次给药，时间掐在十分钟一剂。”主席点头算同意。

　　泡脚盆搬进来已经2点20分，木桶里滴了几滴风油精，蒸汽氤氲。平常批阅文件那样随手翻报，把新华社内参折角，偶尔抬眼望窗外的月牙。徐涛不让他讲话，怕兴奋中枢再次被点亮，只示意卫士轻揉小腿。第一粒药送入口，徐涛看表：02：32。十分钟后，第二粒下肚。主席把书合上，靠在枕头上，“行，灯灭吧。”屋里随即只剩秒针声。

　　徐涛在隔壁守着，双眼几乎钉在手表。3点整，房内传来均匀鼻息，他才让卫士轮流小憩。为了防止早醒，他特地嘱咐把警铃音量调低，以免偶然响动惊扰。时间像浸水的麻绳，一秒一秒拧着过。6点50分，徐涛端起一壶新沏的西湖龙井，茶芽半浮半沉；6点55分，他的掌心微汗；6点58分，他真的想推门，却又生生忍住。

　　6点59分，卧室门把轻轻一响，主席的拖鞋声落在地毯上。“小徐，几点啦？”嗓音清亮。徐涛抢步迎上，“刚过七点，正合您要求。”主席伸臂舒筋，连着抖两下肩膀，面色红润，看不出熬夜痕迹。茶杯递过去，他轻啜一口，笑说：“你这计时，比炮兵校炮还准。”

　　七点二十分，早餐是小米粥配长沙臭豆腐，两片咸菜。主席边吃边同徐涛聊夜里读到的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。他说，韩信善用兵在于“料敌机先”，治病保健也要料事在前，“你今日算立了奇功。”徐涛笑，却没忘记提醒：“今晚务必早些歇，连续透支对心脑不妙。”主席只摆手，“等把铁路方案拍板再说吧。”

　　卫士们常议论主席的作息——白天零零散散打盹，夜里精神抖擞，彻夜批阅电报，有时乾脆说自己“向月亮借光”。徐涛接手保健后，私下为此做过笔记：一周平均在五小时左右，如遇重大会议更低至三小时。曾多次劝减工作量，但主席回答简洁：“革命不信春困秋乏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徐涛第一次动念给主席做系统体检还是1963年秋。那天他抱着听诊器闯进书房，硬着头皮请示。“我身体我知道。”主席不抬头，口吻像拨风琴，一声高一声低。徐涛碰了钉子，却没有退缩，转而用环境记录法——从烟灰缸深浅到饭菜残量，从步数到书桌灯泡寿命，统统记下。三个月后，他拿着满满两大本数据，敲开了门。“主席，这些都不骗您，休息不足是硬伤。”这回主席接过笔记，沉默许久，回了句：“人总得有人管一管。”从那以后，他对徐涛的保健方案渐渐配合，犹如那夜愿意让人“按点”入睡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主席对读书的热情让徐涛始料未及。每逢午后散步，主席把看书心得抛出来，问题一连串：从原子核外电子跃迁到苏联引进柴油机缸径，“问得比大学教授还辣。”徐涛被追问急了，只好边工作边恶补资料。有一次，主席忽然提起鲍罗丁的交响乐，问“旋律为什么像伏尔加河的浪声？”徐涛面露难色，被主席哈哈一笑打断：“没关系，你帮我找乐谱。”这几乎成了两人之间的默契——医学医生进补专业，首长则顺手“加餐”知识。

　　铁路干线会议最终在上午十点准时开始。会上，主席连着发言七次，逻辑缜密，偶有幽默，小范围休会时他低声对周恩来开玩笑：“徐医生昨晚给我加了满电。”下午三时，决议文本付印，工作人员才想起主席自凌晨到此刻足足算了十二个小时高强度运转，却仍神采奕奕。有人问徐涛秘诀，他只拍了拍那只从不离身的大号怀表：“把握节律，比什么药都重要。”

　　夜深人静，徐涛又翻开自己的备忘录，在3月18日那一页补上两行小字：1）双环给药法可控制眠时4±5分钟；2）睡前情绪平稳是关键。末尾，他画了个小圆点，旁边写：待验证。